参与营救美国飞行员的老战士陈伯的后代和照片

                                                                      在山上小村合影

在東後陪同下,戴爾一家上觀音山、吊草岩 

開始上山了  

 戴維一家

 村長(東纵後代)帶路

                                                  国际先驱导报

手持飞虎队徽章的戴维（中），紧紧搂住救父恩人李石。右边是戴维的小女儿凯瑟琳。孙浩/摄

　　64年前，中国人从日本兵手里救出了“飞虎队”飞行员唐纳德·克尔中尉；64年后，他的儿子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专程来华替父谢恩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孙浩、王敬中发自香港 “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2008年7月28日上午，香港油麻地附近一座养老院内，一位老人坐在轮椅上，含混不清地唱着。蹲在他身旁，一个头发灰白的美国中年男子听到翻译的歌词后，轻轻握住老人的手。

　　“他救了我的父亲。”这名叫戴维·克尔的美国男子告诉《国际先驱导报》，64年前，他的父亲、美国援华第十四航空队飞行员唐纳德·克尔中尉，在参与空袭日据的香港启德机场时，战机不幸被击中，跳伞求生的克尔中尉在随后20余天中，被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的游击队员以“接力方式”成功营救。如今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名为李石，他是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的老战士，也是当年营救计划中举起“接力棒”的第一人。

　　“很遗憾我的父亲没有等到这一天，我这次就是来替父亲说谢谢。”经过艰难查访，戴维·克尔终于在今年5月联系上当年营救他父亲的东江纵队部分老战士及其后人。7月中旬，他带着妻子、两个女儿专程来华谢恩，并和中方后代一起重走父亲获救之路。

　　14岁少年营救飞虎队员

　　“亲爱的李石先生，64年前您那么勇敢地救了我的父亲，64年后的今天我带女儿来看您，再次谢谢您。”戴维躬下身，轻轻抱住年届八旬的李石，随后将一枚专程买来的徽章轻轻放在老人手中。

　　徽章上，绣着一头插翅待飞的老虎。当年这个徽章的佩带者们，有个家喻户晓的名字——“飞虎队”。

　　“飞虎队”全称“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创始人是美国飞行教官陈纳德。“飞虎队”1941年7月来华参与抗日，当时美国尚未对日宣战。初时，志愿航空队中有人在飞机头部画上鲨鱼头，中国民众误认为“飞老虎”。名字首次被昆明一家报纸使用，航空队通过翻译知道后都很喜欢，自此采用了这个命名。远在美国的动画大师沃特·迪斯尼，也正是凭借这个名字应邀为“飞虎队”设计了这枚徽章。美国正式参战后，志愿航空队改编为第十四航空队，但“飞虎队”之名却一直被民众牢记并沿用。

　　站在一群中国朋友中，戴维告诉《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来华前绝没料到父亲的名字竟在大洋这一头为这么多人知晓。事实上，营救唐纳德·克尔中尉的故事，是“飞虎队”与中国游击队在战场上互助的一段佳话。

　　1944年2月11日，“飞虎队”以20架战斗机保卫12架轰炸机从桂林起飞，向日据的香港启德机场发动突袭，唐纳德·克尔中尉参与行动。据东江纵队所办的报纸《前进报》当年报道说，航空队在香港领空与日军展开空战，击落日军3架战斗机，当克尔指挥一小队轰炸启德机场时，不慎被敌机击中油箱。

　　“我看到一架P40战斗机冒出黑烟，向地面划去，应该是克尔的飞机，在九龙港上空飞出我的视线。”戴维带来了解密当时情况的僚机报告，也印证了故事的发展。

　　忍住多处烧伤，克尔急忙跳伞，在距离地面不远处俯视时，他看见许多日本兵拍掌欢呼奔走着。“我当时想，一切都完了。”克尔当年向《前进报》的记者回忆说。

　　而戴维补上父亲的回忆：尽管克尔中尉过早打开降落伞而被敌军发现，但一阵强劲的南风将他吹至较远处的观音山附近，为躲避敌军追捕争取了时间。后来，14岁的东江纵队港九大队交通员李石发现了他，随即用手势比划沟通，带他躲避蜂拥赶来的日本士兵。将克尔暂时藏好后，这个中国少年随即向游击队领导报告。港九大队随即决定，要倾尽全力营救盟军战士脱离险境，营救接力棒自此一棒接一棒传递下去。

　　有意思的是，喜欢绘画的克尔，在获救后曾将5幅自画的逃生漫画连同一封感谢信邮寄给东江纵队，悉数被刊登在《前进报》上。其中，他特意画出自己如何在李石带领下狂奔，“我们可不是唯一在跑的”，后面还有日本兵举着枪追赶。

　　最后一幅画上，克尔已安全地躺在树下，“能看到太阳下山可真好。”

20天与日军斗智斗勇

　　7月22日下午，香港南澳附近的海面上风平浪静。现年53岁的戴维和家人一起站在船头，在几个中国朋友的比划中，了解着父亲当年获救的水上路线。

　　在游击队与日军长达20余天斗智斗勇的营救下，1944年3月初的一天，克尔中尉终于得以在游击队船只护送和战士保护下避开日军搜捕，由这条海上路线转至游击队基地。克尔受到司令员曾生的亲切接待，并与游击队员们相处了数日，随后再转去桂林。

　　脱险前那20余天的躲藏经历，给克尔中尉留下终身难以磨灭的印象。他先后被转移到日军刚刚搜索过的吊草岩、一座废弃的炭窑等地。这期间，会说英语的李兆华为他送去食品和药品，翻译谭天、小战士陈勋负责照顾他并与上级联络，邓斌等手枪队员负责掩护他转移。当时只有10多岁大的小战士陈勋，还将身上仅有的5角钱买了糖果送给他。克尔始终不舍得吃，一直留到总部拿给同事们看……

　　正是这么一群中国游击队员，给这个美国军人在绝境中带去无限温暖和希望。

　　谈到这段父亲念念不忘的往事，戴维向记者感慨道，今天实在无法想像李石当年作为一个14岁的孩子，如何在敌人紧追之下仍能带着克尔中尉逃亡。

　　多年辗转寻找救父恩人

　　本报记者采访时，不少中方的后人提到有关克尔回来寻找故友的小道消息。有人说克尔曾于40年代后期在香港刊登过寻人广告，有人说克尔曾在60年代托人来中国寻人。

　　老游击队员李兆华的儿媳叶影告诉《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婆婆晚年曾经托朋友去找过克尔，可惜临终前都未能如愿，“真没想到克尔的后人就这样突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真是一段特殊的缘分。”

　　不过，戴维一家可不是“突然”出先在中国朋友的面前。感恩之路开启前，他未曾料到过程如此曲折，更没料到能得到这么多中国朋友的无私帮助。

　　克尔中尉获救后担任飞行教官，之后返回美国，退役后干起了参军前的老本行——摄影。8岁时，戴维第一次听父亲完整地讲述当年的故事。两年前，母亲弥留之际，一再嘱咐戴维要为父亲了却心愿。母亲故去后，戴维在父亲的遗物中找到一面当年由内地民众送给父亲、写有“空中英雄”等中文字样的三角旗，随后还在父亲的日记书信中找到蛛丝马迹。

　　“加拿大一位华裔女参议员Vivian Poy给我提供了第一个关键的帮助，让我知道了东江纵队港九大队的名字。”这位父亲是香港人的女参议员在网上发布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了克尔中尉被中国游击队救援的故事。

　　凑巧的是，IBM的部分业务被中国联想集团收购后，原本供职于IBM的戴维也随之转了东家。担任项目经理的他自此可以经常出差深圳，并利用这些机会来华继续查找线索。

　　不过，不懂中文的戴维起初查找起来犹如大海捞针。一次他在网络上误打误撞进了一个东江纵队后人的网站，辗转了解到在坪山的东江纵队纪念馆的情况，最终在今年5月成功联系到东江纵队后人，并第一次见到了李石老人。

世世代代的和平纪念

　　两个月后，他特意带上妻子和两个女儿再度来到中国，从香港、深圳到桂林重走父亲当年被营救的整个路线，并拜访当年营救行动最后的两位直接参与者李石和邓斌。

　　“我这一趟就是来感谢的，很遗憾我的父亲没能来。”戴维一家人26日见到当年参与营救父亲的老战士邓斌，言谈间他向老人深深鞠了一躬。

　　戴维说，父亲几乎从来不主动提起战争，但对这段获救经历和与那些中国人的特殊友谊却念念不忘，经常向两个儿子谈起。让戴维惊喜的是，87岁高龄的邓斌老人仍思路清晰，帮戴维补充或确定了很多当年这段故事的细节。他还给戴维在地图上详细指出了当年转移的路线。

　　老人清晰地记得，东江纵队当年一共救援了至少8名“飞虎队”飞行员。他告诉戴维：“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曾营救过克尔中尉，但我没想到他的后人64年后还记得自己父亲的故事，并千方百计寻访当年的我们。”

　　“为什么要寻找和纪念过去的一切？”邓斌老人的一席话深深感动了戴维，“我87岁了，当年活着的人已经不多了，我和我的老战友无论活着的还是去世的，都最想说一句话，我们爱和平。我想，已经不在人世的老克尔先生，还有这位年轻的克尔先生一家，也一定和我们一样爱和平。这应该就是克尔先生寻访我们的原因吧。”

　　记者手记：历史，在下一代延伸    【作者】孙浩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大历史的步伐永远没有小人物的感受那般真切、有血有肉。

　　唐纳德·克尔1942年结婚，次年就告别妻子来到中国支援抗战。1944年2月的一天，年轻的克尔太太接到一封所有军属最不愿看到的电报，“您的丈夫在亚洲战场上失踪”。

　　漫长煎熬中，她几乎放弃希望。直到有一天，军方再次发来电报，确认丈夫已经成功获救。可以想见这段等待给这位军人的妻子，带来怎样无法忘却的记忆。

　　克尔的儿子戴维说，在弥留岁月中，母亲已记不清眼前的事情，却经常转述丈夫的话，反复提起那个救过丈夫的勇敢的中国少年李石，还不断敦促着儿子要到中国去。

　　当历史继续，个人的记忆开始呼唤某种形式的承接。

　　再度探访李石后，戴维一家四口打算前往旅途的最后一站桂林。“听说他们想去桂林看看，我们怎么放心他们自己去？”香港东江纵队历史研究会会长尹小平对记者说。

　　于是，数名东纵后人再次自发、自费组队驾车，带领他们的美国朋友共同向桂林出发。10个小时的车程难免奔波，所有参与者都觉得值得。

　　他们找到“飞虎队”当年所用跑道的所在地，历史的痕迹已淹没在岁月里。不过，记忆仍然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延续。东纵的后人们告诉记者，营救克尔中尉的故事在他们的群体中流传很广，甚至第三代、第四代的孩子都依旧能从父辈、祖辈口中熟悉60多年前的那段往事。

　　戴维19岁的小女儿凯瑟琳则告诉记者，她从未见过祖父，但从小就听爸爸讲述祖父的这段故事，这一次很乐意跟爸爸一起来中国寻访祖父的恩人，“没有他们，就没我今天的存在。”

　　戴维这次也带来了当年父亲拍下的不少与游击队员的合影。相处中，双方总是一起看着照片，聊着当年的故事，一起填补着故事的细节。历史，正在下一代手中延伸。

1.东纵老战士叶志强寻找老战友戴才同志的亲人

          戴才同志70年代的照片

2.我是左洪涛的堂侄孙，父亲曾多次见过他，我好奇经常在网上看一看有关他的资料，没想到他这么有名，而且有这么多人还记得他，我为我的家族拥有这么一位伟人感到自豪，如果没有那场运动，我应该会经常见到他的。我很想与你们沟通，你们不会把我当外人吧。

3.东江纵队的后代们,有谁能帮帮老前辈陈扬的忙呢,他老人家人党70年,枪林弹雨半辈子,离休时还是副厅级待遇,居然至今还没分到自己的房子.广东经济如此发达,老干局还叫老人继续等待,天啊!....

     东纵后代赴桂山岛旅行团一行76人（含2个老同志，5个第三代）8月2日上午8：00时从广州出发，于当日下午4：30时抵达珠海桂山岛。随即分成三个小组（游泳组、摄影组和钓鱼组）直奔海边目的地，欣赏海岛风光，尽情享受大自然带给我们的美好生活。晚餐后在大海边借助船上的灯光举行渔火晚会。海风阵阵，歌舞升平，其乐融融。

8月3日上午 8：30时出发参观岛上驻军海防二团。团部派军车接送我们队伍中的老弱病殘者。海防二团的所有班子成员（出差开会的除外）参加了接待，与东后的代表们进行了座谈。曾伟南介绍了我们此行的目的和意义，并代表东后对部队的领导们能从百忙中接见我们表示衷心感谢。杨团长代表部队的全体官兵对东纵后代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介绍了海防二团的历史和现况。会后在政治处余主任的带领下我们参观了团史馆，馆内以大量的文献史料展现了海防二团的成长历程，其中建团初期部份文字图片涉及两广纵队，包括林文虎的相片及事迹简介。在留言簿上，我们以“广州东纵后代”的名义题字：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参观结束后二团的领导们与我们合影留念。随后我们参观了桂山舰烈士纪念碑和桂山号英雄登陆点，并在两地集体摄影纪念。

晚上10时团队安全顺利返回广州，结束为时两天的桂山岛之旅。

此行所拍摄的大量内容丰富题材广泛的相片将陆续上传与大家共享。

今天大卫的妻子、小女凯琴林从香港返回美国了，结束了七月大卫一家来访的行程，这个行程包括前往地有：

一、7月21日香港、

二、22日至25日桂林、

三、26日上午 深圳葵涌街办举行的座谈会

四、26日上午深圳 葵涌 土洋

五、26日上午深圳大鹏湾上洞村

六、26日下午深圳东湖公园

七、8月2日上午 广东东纵纪念馆。

八、8月2日中午与东莞市政协主席进行交谈

                            东江纵队港九大队联谊会报道员2008.8.3

由东江纵队港九大队联谊会老战士筹划和准备了两个多月的一场特殊的会面，终于7月26日下午在深圳东湖公园举行。在东湖公园红荔书画馆里，64年前曾被东江纵队营救脱险的原飞虎队飞行中尉敦纳尔·克尔的儿子大卫·克尔携妻子和女儿，与众多东纵港九大队老战士以及当年参与营救工作的老游击队员的遗属和他们的子女亲切会面，会场中始终洋溢着友好的气氛。

会面活动由东江纵队港九大队联谊会91岁高龄的邓和会长、梁少达副会长和老战士曾发同志主持。东江纵队曾生司令员的儿子曾德平与东纵政治部主任杨康华的长子虞经华（原名杨纬立，1946年曾随东纵北撤山东）以及一批协助老同志为搞好活动忙前忙后的老战士子女参加了这次活动。

当年的故事发生在1944年2月11日，美国十四航空队第三十三战斗机中队飞行中尉克尔（时任中美联合空军飞行员指挥兼教官）率轰炸机群袭击日军占领的香港启德机场，不幸座机被击中，克尔带伤跳伞，降落在启德机场北面的新界沙田观音山半山腰，日军立即出动海、陆、空三军1000多人搜捕克尔中尉。

在这紧急关头，克尔中尉恰遇我们14岁小交通员李石在送信路上，克尔中尉立即被掩蔽在观音山外的芙蓉别村附近的一个山坳里，李石立即向游击队民运女干部李兆华汇报了情况。

为了避开日军搜索，李兆华通知群众骨干邱葵将克尔中尉转移到吊草岩山坳。随后李兆华带上食物，又连夜将克尔中尉转移到北围村背后的山谷里，隐蔽在一片茂密的草丛里，那里有一条山溪。克尔中尉避开了敌人的大搜查。

港九大队蔡国梁大队长、黄冠芳中队长、蔡仲敏情报组长等人马上研究制定营救克尔中尉的方案，命令各中队主动出击，牵制敌人。其中刘黑仔短枪队和市区中队发动多次对日军的袭击，特别是组织对启德机场的佯攻，使敌人误以为将有大规模战斗，调动大批军力保护启德机场，从而有效地牵制了敌人的搜捕行动。几天后，短枪队长刘黑仔带着邓斌、邱胜和詹云飞等七八个游击队员掩护克尔中尉通过敌人重重包围圈，到达深涌村港九大队队部。

此间，港九大队蔡国梁大队长、陈达明政委、黄冠芳中队长等会见了克尔，谭天担任翻译。在掩蔽山中待机转移的日子里，陪同克尔的是翻译谭天和小交通员陈勋。

2月底的一天，港九大队海上中队长陈志贤和赖连带领一个班，从海上护送克尔在南澳登岸，抵达港九大队海上中队基地歇息，后再经海上乘船从葵涌上洞村上岸，走陆路突破敌人的封锁，辗转到达惠阳坪山东江纵队司令部。在海上行动时，港九大队海上中队还派出陈传率两条武装船诱敌，分散目标，牵制敌人，掩护克尔一行。

到达坪山东江纵队司令部，克尔中尉受到曾生司令员和尹林平政委的热情接待。不久，在东纵的护送下克尔中尉安全返回桂林第十四航空队基地，继续战斗在反法西斯前线。

克尔中尉蒙难脱险的经过成为传奇式的故事广泛传播，美国盟军第十四航空队将此事作为教材，说明飞行员遇险只要找到当地的游击队即可求得救援。

今年5月大卫·克尔在深圳东江纵队纪念网站与东江纵队老战士取得联系，5月3日，东江纵队港九大队老战士曾发带领两位东纵后代拜会大卫·克尔先生。大卫·克尔说，“中美两国长期缺少沟通渠道，其父写过许多信，到过香港曾登报寻人，未能见到营救他的人感到遗憾。”大卫说自己来此目的，是为找寻营救其父亲的游击队员，并感谢游击队和中国人民对他父亲的救命之恩。他期待下次来访时能见到当年参与营救其父的老游击队员或他们的亲属。曾发老人说，“东江纵队的老同志都很怀念克尔，也多方寻找，中国人民也感激在残酷战争中美国人民对中国的援助，为打败日本侵略者美国的飞行英雄的功绩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为了办好新一轮会面，东江纵队港九大队联谊会反复多次开会研究﹑部署安排，并加紧寻找﹑联系当年的有关老战士和亲属。经过多方不懈努力，在短短两个多月时间里，找到多位当年参与营救工作的港九大队领导﹑老战士的亲属，同时，这些老大姐和亲属当时大都是港九大队战士。其中有张婉华（港九大队老战士，港九大队队长黄冠芳夫人），林苑明（港九大队老战士，港九大队政委黄云鹏夫人），刘义云（老战士，港九大队翻译谭天夫人），黄燕初（港九大队老战士陈勋夫人），黄作材（港九大队老战士，东纵翻译官黄作梅之弟）等等。

    悠悠岁月长河，不少老一辈已仙逝，为了达成大卫的愿望，还联系到有关老战士的子女参加7月26日下午的会面活动，他们有蔡建中（港九大队队长蔡国梁之子），蔡元源（港九大队老战士蔡仲敏之子），黄伟建（港九大队队长黄冠芳之子），江山（港九大队老战士李兆华之子），陈小燕（港九大队老战士陈勋之女），谭向阳（港九大队翻译谭天之子），陈凯伦（港九大队大屿山中队指导员陈亮明之女）等人。

当年参与营救护送工作已在深圳定居的87岁老战士邓斌因为已经参加了上午在葵涌的活动，又体弱行动不便，没有再参加下午的聚会。邓斌在上午对大卫说：“营救克尔，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李石、李兆华、陈勋、邱葵还有我们的手枪队、黄冠芳、刘黑仔等，从香港到坪山，还不知道有多少人。真的，我无法说清楚，我只是其中非常普通的一员。”这朴实的一语道出了众多老战士的心声。

一页抗日战争的历史故事，延续着一段跨世纪的情谊，反法西斯战场上生死与共，几十年后远涉万里重洋追寻友谊，多么感人和传奇。与港九大队老战士的会面，满足了大卫的希冀，让他见到众多他渴望一见的朋友，也还了东纵港九大队老战士们多年来的一个心愿，可以说大家都圆了一个几十年的梦。会后，大家在红荔书画馆门前留影，并在东湖公园植树纪念友谊，愿中美人民的友谊长青。

附：点击连接可查看照片http://bbs.yhnkzq.com/dispbbs.asp?boardid=31&Id=25650

更正其他一些报道中不准确的地方：

1. 当年参加营救、护送、见过克尔中尉的仍在世的老战士除了邓斌，还有李石，廖梦，陈达明等人，说邓斌老人是如今唯一在世和唯一见过克尔的老战士不准确。

2. 把葵涌上洞沙滩说成是大卫父亲当年被救起的地方是错的。

俺的老爸和老妈子都是东纵老战士。俺小时候就听他们讲过当年游击队土包子坐“美国军舰” 开洋荤的故事。

  当年党中央决定东纵北撤时，开始部队很多同志是想不通的。艰苦奋斗了多年，开辟了一片天地，有了基本的群众。现在要全盘放弃拱手让给老蒋反动派，于心不甘。可是为了服从大局，大家还是坚决执行上级命令。在部队集结过程中，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击堵截，粤北短枪队长，传奇的双枪英雄刘黑仔等同志壮烈牺牲，他们都是父辈们当年的亲密战友。

  北撤前部分同志要留下转入地下继续战斗，这些同志后来斗争条件异常艰苦，牺牲的也不少。已集结的部队在上“美国军舰”(其实是登陆艇) 前做好了最坏的准备，防备美国佬和国民党勾结把部队运到无人荒岛或国民党的包围圈里去。上船前部队做好了战斗动员和每条艇上的战斗人员配备，准备好如有情况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光荣牺牲。

  “军舰” 出海后这些平时钻惯山沟的游击队土包子大部分晕船，呕吐得一塌糊涂。老妈子说她是船上仅有的几个不晕船的之一，时刻要忙着照顾病号。在倒那些呕吐脏物时开始没经验，站在船舷迎风一倒，强烈的海风把所有呕吐物吹回遍撒一身。后来才学会顺风倾倒。

  在海上颠颠簸簸好不容易熬了几天，终于到达山东。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山东老百姓和部队同志们的热烈欢迎令小广东们精神大振。晕船时呕吐得七荤八素，有的几日水米都没沾牙的同志也好像还了阳醒了神。远远瞟见乡亲们在准备吃的，颜色金黄金黄的，不由得心中窃喜。大家悄悄议论：这儿的老乡们真好，要招待我们吃鸡蛋摊饼。等到饭一端上来，小广东们又晕了：山东特产--玉米面煎饼卷大葱！

1941年12月8日，日軍偷襲珍珠港，掀起太平洋戰爭。

同日，駐港英軍司令宣佈香港已進入作戰狀態，上午8時20分，日軍36架戰機空襲啟德機場。

只用了五分鐘，便將啟德機場的五架軍機和八架民航機全部炸毀，頓時把啟德機場變成廢鐵區。

香港居民此時才如夢初醒地發覺戰爭開始了，一向低估日軍實力的英國“精英分子”此刻亦驚惶失措。

中午，日軍派出大批士兵直入打鼓嶺，南下大埔；第二路則從羅湖西側切入，斜向西南攻擊凹頭區，再轉東南攀大帽山，攻擊醉酒灣防線西翼。

當時，香港駐軍人數只得4000人左右，攻港日軍兵力卻有共15000多人。

1938年底接任做駐港三軍司令的格拉鍚少將對日軍會進攻香港一事抱輕率態度，使新界地區的防守過於鬆懈。

實戰爆發後，日軍中途沒有遇到甚麼頑強抵抗，便輕易侵佔新界北部多處地，直達大埔墟，為侵佔計劃打下了基礎。

。11日，九龍相繼失陷了。

12日，英國首相邱吉爾發電報給港督及眾將士，以鼓士氣，可是，

因為地理上的差距，英國政府除精神鼓勵外，沒有任何實質支援給予香港。日軍迅速踏足香港最後一塊土地──香港島。

眼看日人登陸北角，香港居民頓覺大勢已去，軍心亦有所動搖，部分香港人已經開始打定輸數了。

1941年12月25日。

日軍加強對港島的攻勢，直到傍晚，戰火才告停止。

港督楊慕琦及司令莫德庇將軍被逼於九龍半島酒店向日軍總司令酒井隆宣告無條件投降，隨後兩人被俘。

香港陷入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

香港淪陷初期，不太關注山區鄉村的管治。

這時，一些漢奸、土匪就出來四處搗亂。

土匪之中以大霧山的黃慕容、粉嶺的蕭天來最為出名，還有黃竹青、李觀姐等土匪也頗為突出。

他們常與漢奸互相勾結，到處打家劫舍，姦淫擄掠，謀財害命，有的地方還洗劫幾次。居民人心惶惶，頓時陷入無政府世界。

不過，在這個亂世中，還有一支正義部隊領導香港同胞，為保衛家園而奮勇作戰，這就是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東江縱隊。

港英政府統治時期的香港課本從來沒有談及這段歷史，把我們香港抗日英雄的豐功偉績給埋藏了。

東江縱隊於1943年12月2日正式宣告成立。

主要分為五個大隊，分別是：主力大隊、東莞大隊、惠陽大隊、寶安大隊和港九獨立大隊。

其中港九獨立大隊是香港地區與日軍作戰的主要隊伍之一。

東江縱隊未正式成立之前，武工隊在中共中央指示下，1941年隨著日軍的進攻，進入香港組織抗日活動。

他們的主要任務是：武裝群眾，打擊敵偽，肅清土匪，收拾英軍遺棄的武器，開展敵後游擊戰爭，建立抗日游擊基地。

武工隊先後在元朗處決一批窮兇極惡的漢奸，成功消滅和趕走了兩股聞名土匪蕭天來和黃慕容，又在西貢趕走陳乃就、鄧發仔等土匪。

1942年3月，港九獨立大隊成立，加強了在市區的游擊戰爭。

手槍隊劉黑仔等偽裝成敵軍密探，在九龍金棠酒家擊斃漢奸特務隊長蕭九如；他又曾妙計生擒日軍南支派遣軍高級特務東條正之，裝扮成乞丐爆破九龍鐵橋。

此種英勇事蹟沉重地打擊了漢奸、土匪及日偽軍的氣焰和勢力。

香港淪陷期間，不少知名文化界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如柳亞子、茅盾、何香凝、夏衍、胡蝶、金山等被困香港。

1941年12月7日，延安中共中央周恩來致電中共駐香港負責人廖承志指出：現困於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應想盡一切辦法將他們搶救出來。

廖承志、張文彬等人接報後，隨即在香港、寶安等地先後與有關部門商討搶救計劃。

他們一致認為：日本剛剛佔領香港，對香港情況還不夠了解，是營救文化界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的大好機會。這是一項非常艱險的任務，因時間迫切，不惜一切代價都要想盡方法搶救，而且要快。

部隊決定於1月開始行動。

1942年元旦，搶救工作開始了。

廖承志、連貫、喬冠華等四人冒險偷渡過海，準備第一個營救工作。

11日，第一批文化界人士茅盾、鄒韜奮、戈寶權等數十人，化裝成難民離開了九龍市區，經荃灣、元朗的交通線并順利地通過了日軍的封鎖線，安全到達寶安白石龍根據地。

同一時間，少數愛國民主人士亦被護送到汕尾港，其他少數文化界人士如夏衍、金仲華等則被護送到澳門，再轉送回大後方。

經過差不多七個月的工作，終於將被困文化界人士八百多人全部安全地營救出來，轉送到大後方。

被營救出來的還有國民黨官員陳汝棠和國民黨第七戰區司令余漢謀夫人上官德賢等十餘人。

這次搶救行動，成為歷史性的壯舉，受到各界人士的熱烈讚揚。其中著名作家茅盾先生更認為是“難以想象的仔細周密”，是“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

1944年2月中旬，在港九地區，港九獨立大隊為搶救美國飛行員克爾中尉，與日軍周旋於九龍山區，直至克爾中尉脫險。

4月中旬，港九獨立大隊先後炸毀旺角亞皆老街的第四號鐵路橋，九龍憲兵總部附近的第十二號鐵橋，深圳附近的草埔鐵橋；襲擊九龍坳、吉坳、元洲仔等日偽崗哨。

5月間，港九獨立大隊大嶼中隊，靈巧地粉碎了敵軍強大的掃蕩。

8月，港九獨立大隊海上隊乘坐二艘大船進行夜襲，一舉殲滅敵軍25人，俘13人。

正當部隊積極打擊敵偽的時候，國共抗日民族統一陣線動搖，國共關係惡劣。

國民黨不斷襲擊東江縱隊。

1942年，先後調動第187師、獨9旅、獨20旅、保安第8團等正規軍及徐東來、梁桂平兩支地方部隊，共約5000人，大舉向東江抗日武裝部隊根據地發動進攻。當時抗日游擊隊在抗日作戰中死傷不少，傷者不斷增加。

外地湧進不少難民，令糧食相當缺乏，令東江縱隊的困境一日比一日嚴峻。 直到1946年國共達成協議，東江縱隊2400名戰士由美艦運送到煙台，其餘全部解甲還鄉，東江縱隊才正式解散，1949年3月改屬第四戰軍指揮。

港九獨立大隊和香港同胞的熱血為保衛家園和鄉里，譜寫了數不盡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

回顧日本侵佔香港之前，無論中、英雙方及香港居民都不相信日本會向英美挑戰，進攻英國管治的地方。

結果戰爭開始後，英軍防守了18天便投降，中共中央沒有放棄香港，指示東江縱隊肩負起這個神聖任務！

港九獨立大隊為香港作出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獨立大隊的英勇事蹟，說明了誰才是香港真正的抗日英雄，誰才是香港人民群眾的救星。

三年零八個月不盡是黑暗的日子，是一個苦難而光輝的歲月！

（广东罗浮山东江纵队纪念馆雕像）

    父亲叶长河的回忆录终于整理完成了！感谢朋友们一直以来关注我父亲的回忆录，是你们的支持、爱护，才使我有勇气完成了这件事情。

缅怀我的父亲

                                                            母亲今年77岁

                                               父亲的回忆录

     1997年单位配备了电脑，而我的岗位经常需要动脑动笔，上情下达，沟通信息，反映情况。于是，我决心练好打字，因为当时的Wed是很方便改稿的。练什么呢？我选中了父亲的回忆录，近5万字的回忆录，打完后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打字好手吧！所以我开始练习打字。当时的目是练习打字，回忆录却是其次，打完回忆录后我也就出师了，对父亲的回忆录只是通读了一遍而已，而十年后整理，就不能同日而语了。                                                          我父亲写了自己的一生，说是回忆录，倒不如说是自传，自传好像还确切一点。我父亲没有惊天动地的辉煌，也没有将军们的风采；没有动人的英勇事迹，也没有战争中的残酷美感。充其量，只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是一个朴实的草根军人，仅此而已。

     关于东江纵队。全称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东江纵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抗日武装，是广东人民的子弟兵。抗日战争时期，东江纵队在远离党中央，远离八路军和新四军主力，孤悬于敌后，处于日寇与敌伪军夹击下的艰苦环境中。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东江纵队紧密依靠群众，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战略，转战东江两岸，深入港九敌后，开辟粤北山区，挺进汉江平原。配合华南抗日战场和盟军对日作战，成为了华南敌后抗日战场上的中流砥柱，威震南粤，蜚声海外。被中共中央军委誉为“广东人民解放的一面旗帜”，谱写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壮丽篇章。

    抗日战争胜利后，东江纵队主力奉命北撤山东，在解放区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编入华东野战军战斗序列，并参加了豫东战役、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留在东江的游击队指战员继续坚持武装斗争，后发展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 1949 年夏，两广纵队随第四野战军南下广东，与粤赣湘边纵队胜利会师，为解放广东全境做出了贡献。

     关于郭际。父亲的回忆录经常提起郭际，参加革命前后一直叫郭悦冬，做地下工作时改为郭际，都是真名。他和我父亲负伤后，组织上安排我父亲和郭际回到香港治伤。伤愈后，因东江纵队主力奉命北撤山东，党组织即安排郭际和我父亲转入地下，以教师身份掩护地下工作。身份暴露后立即返回部队。文化大革命时，我父亲受到审查，当时的“军管队”认为我父亲在香港伤愈后做地下工作的这一段历史“不太清楚，”名曰“洗澡下楼！”于是，“军管队”的一名军队干部专门做了一次“外调”，找到了广州军区，也找到了郭际。当年，我父亲负伤时是班长，郭际是连指导员。当外调人员找到郭际时，郭际已是广州军区“现代战争教研室主任，”据说已是副军级。

    郭际介绍了当年的历史情况，并委托那位军管干部带给我父亲一封信，于是，解放后没联系上的两位老战友，终于在文革中又联系上了。

    郭际和我父亲在香港伤愈后经常住在香港我奶奶家，和我姑姑很熟悉。七十年代我姑姑回了一次大陆，回到了矿山探望哥哥，我经常听到父亲和姑姑谈起郭际，说郭际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文化水平政策水平都很高，前途无量。

    关于父亲的大姐和妹妹，也就是我的姑妈和姑姑，回忆录也经常提到。我父亲出生于香港，一家人在香港生活，父亲是独子。参加革命后转战南北，最后在广西居住。七十年代中期姑姑费尽周折回到大陆，还到了那个矿山。当时大陆仍未开放。姑姑回了一次，有了些经验，第二次又陪着我的姑妈回到了那个矿山，大姐和妹妹想念弟弟啊！三姐弟终于在矿山相见了！几年后，1979年我父亲逝世以后，我再也没能见到我的姑妈和姑姑了。

 为了不被忘却的记忆——父亲七十年代的回忆录（叶舟）1-5

 为了不被忘却的记忆——父亲七十年代的回忆录（叶舟）6-10

转入地下工作

 我对当教师顾虑颇大，因为我只有初中上学期的文化，对四年级数学四则运算非常担心。但郭际认为不必担心，只教图工音体是应该胜任的。我感到既是组织的分配，又有老郭做伴，决心担当起来。

  母亲对我教书一职不甚赞赏，认为“不穷不教书，教书一世穷。”她不知道我是共产党员，更不懂得要服从党的决定。但她很容易被说服，既然找到了职业，也属难得，母亲也为我感到高兴。

  郭际和我愉快地踏上征途。我们各自提着一个藤匣，装了简单衣物。从香港直接坐驳船，第二天早上就到达了东莞太平镇。上岸后他带我到镇边一间木屋，这里住着一家姓梁的同志。兄妹几个及其母亲都认识郭际，当大哥的不常回来，家人非常热情，早饭后我们步行十多里路到达了赤岗村。学校设在一幢大祠堂内。当时正放暑假，校内空无一人。我们拜访了村里的校长、校董，便住了下来。原来这学期有三位新教师，我们住了两天后，另外两位就到了。一位文质彬彬，戴着近视眼镜的中年人，脸上有麻子，好像姓李，职务是学校的教务主任；另一位是姓文的女教师。两人的情况我们大体掌握一些，尤其知道他们有进步倾向。几个人碰到一起好像有一见如故的感觉，除李先生稍为拘谨外，其余三人都很随和。

  开学之后，其实没人叫我管图工音体。这些功课他们三人都包了，主要是让我观察、熟悉一个时期再教课。李、文二人并不知我们俩的底细，但也可能感到我们不像执教鞭的人，更不像是江湖上混饭吃的人。加之老郭一开始就做了工作，我才能得到他们的体谅。

  我们的薪水是每月两担谷。李先生略多些，我们除用一半交党费，余下也足够本人吃穿了。当时组织上要求我们：首先要切实隐蔽好身份，站稳脚跟，生活下去。有机会有合适对象就做些工作，但一定要慎重。

  星期天我和老郭必到太平梁家玩玩，接着便到镇上的太平酒家，名为吃饭，实际上是向党组织汇报。这家饭店的柜台，坐着一位年青的管帐先生。他面目英俊，下颔略微向前。眉宇间透出机智而坚强，表情严肃。他就是负责同我们联系的方东业同志。他见到我们，脸上现露出不易察觉的笑意，我们付账时，都把问题写在纸条上，夹在钞票里看准机会递给他；他有指示也用此法在补零钱时递给我们。有时顾客稀少，他就大摇大摆到我们旁边闲聊，偷空把情况告诉我们，他的话简明扼要。

  大约两个月的光景，我和同事、同学都混熟了。在李先生的主持下，全校到附近乡的小学参观过几次。这个时候，我开始授课。其实只要参考些资料，做好预习，小学的图工音乐是不难的，大多数孩子都喜欢这些学科。

  有一件事最使郭际和我伤脑筋，那就是每逢星期一全体师生肃立，举行升旗仪式、唱党歌、诵总理遗嘱。往往校长也参加，望着狗牙旗，嘴里还得装着唱“三民主义，对党所忠……”的歌曲，心里面确实别扭，可当时的大环境就这样，否则可能站不住脚。也正因为如此，那位道貌岸然的李先生，始终不知道我们的底细。而文女士却似乎感到我们干过不平凡的事情，但又没有充分的证据。

  赤岗村的这个学期愉快结束了。寒假时我和老郭各自在太平镇做了一件黑布棉大衣，夜间穿着它从太平回来，月光下，两个矫健的身影跨过田野，像行军中的尖兵。

      1946年底，我们回到香港度假。原来姐夫已在我寒假前逝世。妈和姐地叙述使我坚信：姐夫死于迷信！从发病之日起，他就靠神符神水，而药物次之。想不到这位女儿专攻洋文、儿子留学美国的富有家长，竟成了神的牺牲品，真是呜呼哀哉！

  妹妹参加了附近的工人和学生们组织的海燕歌咏团，经常唱些呼吁和平、民主、团结的进步歌曲。当时她和文友尚未结婚，两人坚持让我去看看，我去了几次，觉得歌咏团的活动正派而有生气，最后把郭际也拉去了，假期中学会了几支歌。

  扩大立足点

  寒假期间，郭际离开我家同党组织联系。一天，我路过繁华的弥敦道，意外地遇见了罗浮山医院的卫生员刘青同志，她在路上首先招呼我，我热烈地同这些抢救我生命的战友握手。原来她住在不远处的一个地方，在《华商日报》做些杂务工作，听说她后来回部队同一位叫嘉哥的同志结婚了，见面之后她无论如何要把刚买的漂亮床单送给我，推辞不过只好收下，并带她到家里坐了一会。

  一九四七年来临了，假期快结束时郭际来我家，他说组织上给了我新的任务：去开辟一个新的立足点。要努力搞好工作，站稳脚跟。老郭仍坚守原地并继续领导我。

  告别了母亲，我们乘船离港。回到赤岗之后隆冬正盛。住了两天郭际开始筹备开学；我也到新的地方侦察一番。我穿上在香港旧衣摊上买的美军夹克和卡矶裤，佩戴上老郭为我准备的政府公务员徽章，独自向新的立足点走去。

  那是离赤岗十多里地的怀德乡蜀监村小学。距公路五公里左右。学校也设在一间比赤岗学校略小一些的庙内，校门辟了一个篮球场，两侧各有棵百年老榕树，距村落半里之遥，环境颇为幽静。

  我跨进校舍，在空旷的教室里我一眼看到两位先生。男的叫邓炳彪，女的姓金。他们态度洒脱，对我的到来似乎很欢迎。

  在筹备开学的过程中我已和他们混熟了，他们都很开朗，终日歌声不断，而且唱得很好，尤其是老邓，引吭高歌时，男中音共鸣使我激动不已。即便如此，他仍称赞我的音质，还指点我锻炼共鸣，可惜我没能坚持。

  邓、金二人的言行举止表明，他们并不关心政治。邓热爱文学和歌咏，正是他我才得以读到高尔基的《母亲》。金兴趣不多，谨小慎微的女性，但他们也显然受到了进步思想的影响。开学之后，除非校长在场，否则星期一的升旗仪式都是老邓包了，只让学生升上狗牙旗，不唱党歌。对此我干脆装傻，因为我是从香港来的啊。对年岁大些的同学我很注意，该严则严，该宽则宽。所以师生和同事的关系非常融洽。

  我利用学校要求办童子军的机会，把三四年级的学生组织起来，进行简单的队形变换，各种步法的训练。还组织了一支包括一个大铜鼓、两个小铜鼓、两把马号的小小军乐队。两个月组成了一支六十多人的少年队伍，随着有力的战鼓声和雄壮的军号声，迈着整齐的步伐出现在村边的大路上。村里的孩子竞相追看。曾经在北京住过的校长高兴极了，责成我们三人带队到各乡演出，以显示蜀监村的风采，邓、金二人爱好活动，自然乐于接受。

  有时我把孩子们带到野外，演练一些战斗动作。或明或暗地穿插些游击队的故事，日子久了，孩子们对我亲近起来。小号手伍蔚如和邓煦忠在夜间还偷偷地带我爬上高高的神台，在泥菩萨底座取出一卷纸，一张戴五角帽的毛主席像赫然展现在手电筒下。我激动得热泪盈眶，久久凝视这几年未见过的画像。我问他们为什么保存这张画像？他们告诉我，游击队说过要回来的！我们党的队伍多么深入人心啊！郭际来了几次，看到这种情形他非常赞赏。当时谁能想到小号手伍蔚如后来参加了志愿军赴朝作战，回来后还去宝定探望我呢！

  一天晚上我和老邓在空旷的教室里高唱《八百壮士》这首抗战歌曲。两人情绪激昂，唱了一遍又一遍，未了还反复哼着“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受降！”突然老邓说：“老叶你怕我告密吗？”我感到心里一震，但随即镇定地答道：“不怕！”他又问：“为什么不怕？”我说“因为你不可能告密！”他听后大笑起来，最后拍着我的肩膀说：“放心吧老弟！”我不禁警惕起来。星期天，我到赤岗找老郭，然后两人又一起去太平梁同志家。从各方面分析老邓，大家认为，不必担心，我没有无把柄在他手里，那些话完全只是一种玩笑而已。

  学期结业了，暑假前，邓诚恳告诉我，他要到海南岛哥哥处找事做，并答应向校长推荐我聘请下学期教师。后来他也表示，不想再呆在穷乡僻壤，或回广州，或回太平镇任教。为此事校长特意光临学校，同我们面议一番，最后委托我聘请教师，再三叮咛我不要让学校关门。

  这一些，我都向老郭汇报了，请示组织提前找到教师。于是，我们回到香港渡暑假去了。

被迫撤退

  这天，郭际来到我家住，有时同去看看麦素贞和锺义。有时他独自外出。一天他告诉我，教员问题要我提前回太平请方东业同志解决；至于他本人可能另有任务，不回赤岗了，住几天就走了。

  我提前回到太平，原来老方对教员的事已成竹在胸，尚差一名女教师，让我等几天再说。回到蜀监村同校长谈过此事，即着手制作教室的标语和新学期各种图表。隔两天去太平酒家一次。

  一天，我又去吃炒面，老方到我跟前说，吃完后到后面工人房等他。我按他所说进入一个用竹片隔开的房间，陈设和用具都很简朴，显然是单身汉。不一会老方来了，跟着他的是一位戴着深度近视镜，身材瘦削，面孔严峻的人。老方介绍说，他是麦学德同志，我今后和他一起工作。并由他领导，让我带他回校做准备。女教员已有眉目，要我过两天再商量如何同她接洽。

  老麦是个文弱书生，但办事非常小心谨慎。我带老麦见过村里的校长校董及几位父老后，第二天又到太平。按老方的指点，带上他手书的便条，骑上他的旧单车，我便向石龙镇进发。

  在石龙一家洋货店内，我找到了所介绍的女教员，她叫张纬华，看上去约三十多岁，微露的上齿镶着金牙，有浓重的东莞口音。我们很快便谈妥了，并约定了到校日期。晚饭前我赶回太平，把车还给老方，他为我此行顺利而高兴。

  开学前不久张纬华来了。同我们一道做些学期前的准备工作，一切都很正常。我为进一步扩大了立足点而高兴。不料开学几天后，老麦竟向我提出：女教员张纬华的政治态度隐晦而可疑。根据是张谈及时事问题时，眼睛好像要捕捉对方某种神色，要我提高警惕，也要求我切勿为此表现不自然。由于我无地下工作经验，自然按他的意见行事，而对张也有了戒心。

  一天，从太平联系回来，向我介绍了这样的情况：张纬华曾参加我东江纵队，在敌人一次扫荡中被俘。后不知用什么方法跑回家，以教学为生。张有直系亲属在东莞县党部工作。我觉得这些情况方东业同志一清二楚，并已指出她不至于妨碍我们，不值得大惊小怪。但这些话我没有说出来，认为提高警惕的意见是正确的。

  中秋节前后，一位东莞口音的黑衣大汉来访张纬华，此人态度大方，谈话从容，举止敏捷。在此住了一夜，这当中我和老麦都和他闲话过，我还同他玩了一会篮球，完全看不出异常之处。

  黑大汉走后，张工作和生活一切照常。有一个晚上根据麦的建议，我们布置了几个年纪较大的女学生，请张去我们家玩。我们趁机进了张纬华房间，对她的书信做了一次慎重检查。在一个小本子上，我和麦学德，都被简单描述了一番，说我“粗眉大眼，性情粗犷乐观”。这一切麦非常重视，他的意见是骇人听闻的：张纬华很有可能是特务！还指责我随便唱歌，据说我曾唱过部队的歌曲，要我加以注意。那时我很年轻，毫无阅历，完全被他的神经质唬住了。

  老麦从太平回来一次，紧张气氛加深一分，按他的分析，我们早已被捕了。但张纬华的反动嘴脸始终没有暴露，这是我至今觉得奇怪的。当时为了安全起见，我暗地布置了几个可靠的学生，村里若有生人或有异常情况，要及时通知我。

  大考之后尚未放假，老麦通知我马上撤退。为避免暴露行踪，我把蚊帐、夹克留下，只随身带了些紧要信件。老麦等待放假后才走。收拾停当，我和老麦握手告别。

  我秘密地到方东业处住了一夜。翌日清晨，我说起身无分文，方东业立即给了我十元港币，这数目当时不少了，并亲自送我上船。想不到一别三十年，此生亦难相见了！

  根据老麦的意见，回香港后不宜住在家里。他给我一个地址，回家后我找到一条横街的二楼，打听那位叫阿祺哥的同志，他让我晚上和他共住一间房。祺哥是牛肉店的伙记，生得粗眉大眼，满脸络腮胡，中等个子，身材匀称，为人和善。

  不久老麦也回香港了，据他说和张纬华都是放假才走的，人们对我先走尚未表示什么怀疑。但这次撤退必会造成很大影响。一天，我正要开门外出，突然有人敲门，我打开小望孔一看，甘先生站在门外，我立即关上望孔，让妹妹告知他：并无此人！大概她在同学中打听到了我的地址，看来她不相信“并无此人”的托词，但是一个外地人在香港吃闭门羹是毫无办法的事情，即便如此，老麦认为我更不应在家久待。

那些日子，我不但去妹妹常去的海燕歌咏团，也跟琪哥去尖沙咀的峰风歌咏团。这两个歌咏团的活动性质都差不多。

   有一次，海燕歌咏团的人进行足球赛，文友邀我参加。一开始，双方势均力敌，打得颇为激烈。临近终场为抢一个头球，我胸部被别人的头撞了一下，痛得我立即蹲下，顿觉呼吸紧促。回家后我仍感心烦气闷，胸部像有东西顶着一样，估计是受内伤了。我怕母亲知道担心，偷偷到油麻地街市牛肉档找琪哥。他立即带我到中环，在一家小小的草药店里找到他一个亲戚。那是一个身体健壮的老头，他问明情况就用右手的中指慢慢摸着我的胸部，每按一处便让我呼吸几次。大约按了十多处，我胸部顿觉舒畅，就像什么事没发生过一样。我表示了惊讶和感谢，老头不让我客气，还说我已经好了，不必吃药。这是我平生第二次遇见的高手，传说中的“点脉”或“点穴”是否就是这样的呢？

  一天，老麦带我到离家不远的一条僻静街道，在一家二楼的住房内，祈峰同志和另一位同志已在这里等候多时了。祈峰我见过，是老郭带我见过两次，那一位姓韩。当下几个人脱鞋坐在床上，开起会来。会上老麦批评我在和张纬华接触中麻痹大意，唱部队歌曲。还谈了些别的问题。最后让我新年后回部队，由老麦负责为我办妥一切手续。

  一九四八年元旦过后，我即和妈妈妹妹告别，当时我担心妈妈伤心，曾说过三年左右回来。此去不过打打仗就会分田分地了。我藏好老麦为我办好的介绍信和组织关系，到九龙部队的一个联络站——九龙广大运输公司集中，那里已有二十多名香港达德学院的大学生在等着，他们首次踏上革命征程，和我一起返回部队。

重返部队

  那时我也是一个活跃的青年，很快便同这些年纪相仿的知识分子混熟了。尤其我有过他们所没有的经历，每当黑夜行军、通过敌人封锁线、通过白区的时候，我常常提醒他（她）们要注意什么。相处了二十多天后，大家都分配了工作，我被分配到了惠（阳）东（莞）宝（安）人民护乡团警卫连当服务员。我和排长黄谭胜合作很好，他是客家人不会讲白话，全排战士都受过一定的战斗锻炼，很团结。经常得到连长林全和指导员张彬的赞扬。

  我们虽是警卫连，但也参加了一些战斗。其中较大的有沙鱼涌战斗。在进行战斗准备的几天里，我在一个村子里遇到了刘青同志。原来她在我转入地下时已返回部队，和一位叫嘉哥的同志结了婚，现在仍当卫生员。她送我两盒美国盘尼西林，以为是补药，请连里的卫生员注射，幸而没有发生意外。另外，在一个小镇的夜间行动中偶遇郭际，他已是参谋长，后面跟着通讯员，非常神气。

  沙鱼涌战斗，我连负责截堵敌人的退路。全连抢占沙鱼涌旁的山岗，控制山岗进入阵地，使敌人无路可逃。泊在附近海面的英国缉私艇竟敢进行干涉，向我阵地疯狂扫射。连长当机立断，命令我们用敌机上拆下的机关炮进行还击，迫使敌艇逃向远海。我和黄谭胜排长用机枪轮流扫射时，一颗子弹打中了排长的左颈，洞穿了左颈部，我还未掏出急救包他就已经牺牲了，我扑过去抱住排长，泪如泉涌。

  连长在火线上号召战士们为黄排长报仇！尔后命令我到山下村里购买棺木，安葬排长，我挥泪完成了连长的任务。

  战斗已经结束，我们押着大批俘虏胜利归来。此役一战，除黄排长牺牲外，还有一位达德学院归来的指导员，他是接近敌人铁丝网时牺牲的。

  有名的沙鱼涌歼灭战胜利结束后，部队进行休整。这时我又患了疟疾。当时连队要行动，便把我安置在“九龙山”民运队。连队开走后，我的病一直没有好，身体极度虚弱。只好和几个有任务的绘图员分散在老百姓家里。不久连队又经过这里，决定把我留在民运队当队员，深入新区宣传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宣传减租减息等。

  一次，民运队和司令部部分人员转移时，遇到了郭际，当时，遭到敌人的包围，突围后郭际让我跟他一起撤退。我因病后虚弱，不能翻山越岭，只好在山上和他分手。同队员李志强隐蔽在山沟里。后来经过交通站杨小坚同志指点才回到部队。一九六零年我出差到北京，曾在东安市场巧遇杨小坚，可惜地址弄丢了一直没能取得联系。

  回到部队我又和郭际住在一起。一九四九年元旦，上级决定调我到四团一营一连任指导员，我和连长带着队伍在稔山平海一带独立活动，很好地完成了上级的任务。

  在奉命向惠州前进途中，我们遇到了开向沿海的南下大军，战士们非常激动。抵达惠州后我立即被调到东江军分区司令部侦通连任指导员，该连缺连长，我和南下干部斐发起同志合作。

  想不到在联系支部工作时，在分区政治部组织科遇到了麦学德同志，他任组织干事。戴着眼镜还是老样子。他告诉我他的真实姓名，叫李明，这才是他真实的身份。他兴奋地说我一身戎装与从前大不一样了。我问她张纬华的下落，据他说已把她抓起来了，但她不承认是特务，更不承认对我们存有恶意。

 意想不到的几件事情

 全国解放后，我们连驻守在惠州唯一的钟楼，负责分区机关和电话总机的安全。记得有一次同老裴和两位排长上馆子，刚点了菜，纠察队便来提意见了，认为当兵的不应上馆子。当时听这话有点过火，但转念一想又不无道理，因为人民军队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何况是刚进城呢？

  当时，上级拨来部分救济粮，解决一些同志家庭困难的窘境。我和协理员谈到香港的母亲几年未见面，希望在条件允许的时候，能回去看看。协理员让我同政治部直工科科长陈华同志再谈，最后还请示了广东军区。很快，军区批复了我的请示，同意我回香港探望母亲。一九五0年三月，我怀着解放后的喜悦，带上几百斤救济粮，在深圳兑成现金后，愉快地跨过文锦渡的铁桥，进入香港看望母亲。想不到离家前对妈说，两三年后会见面的，果真实现了！

  那里妹妹还没有结婚，而文友宛然以妹夫姿态出现，领着母亲到东站接我。据说因姐夫去世，其原配子女有逼走大姐之意。妹夫以我的名义写了一封信，请他在广州的朋友转寄给姐夫的长子，用含蓄而威严的口吻请他善待阿姐，说此信产生了作用。我觉得这不是我的威力，而是党的威力，他不能不会想到，继母的弟弟是一个共军，是一个共产党！

  在妈住的尾房，全家欢聚一堂。在家住了两天，妈一定要跟我回部队看看。我满足了她的愿望，陪伴着母亲在惠州玩了几天，最后请惠州汽车站的黄标安排母亲乘车回港，黄是我童年的发小。

  回惠州时，我连一名侦察员在河源执行任务时遇到土匪，没有进行抵抗，被缴枪释放。当时郭际驻该地二团任参谋长，他通知我去认领此人。结果和分区副司令员坐一条船，原来是我在太平认识的陈秀纬的爱人，我们同船两天很投缘，他一点不像当兵的。

   在惠州还遇到了琪哥，他搞税收工作。

  一九五0年七月的一天，分区政治部组织科通知我去谈话。同我接洽的是位戴眼镜的科长，他说现在刚成立空军，在汉口训练一批报道员，问我是否愿去。当时我非常向往祖国的北方，尽管不懂报道员是做什么的，我还是毅然答应了。李明给我开了组织介绍信，政治部为我开出了行政介绍信，级别为正连级。

  这年我已满二十五周岁，我愉快地踏上旅程，万万没想到会离开南方。

在严寒的东北

  我穿着崭新的国防军装，戴着大盖帽，通过广州的大街，找到军区干部处。然后被带到军区招待所。这是一幢未竣工的楼房，住满了南下的北方干部，也有少数南方干部。一打听，原来他们都是各部队和军分区抽调来的连排干部，少数营以上干部，都是等待分配到空军去的。还听说要开到东北，我心里无比兴奋，想象着即将出现大不一样的生活境况。

  不久，我和大批部队干部一起登上开往汉口的火车。据说列车有一半车厢的人是调往空军去的。

  到汉口时分散住在各旅馆，从这时开始起就过着和广东不一样的生活了。我很喜欢吃馒头，每顿都吃得饱饱的。这里的水似乎也比广东凉些。

  汉口是个非常热闹的城市，那时无心欣赏，巴不得早日北上。出差两天，在旅馆遇见旷文伟同志，他是宝大恒山队的同班战友，打霄边镇时曾并肩战斗。后来随部队北撤山东，南下后当了通讯排长。他向我介绍许多北国风光，还送给我照片，我珍藏至今，可惜我没有照片回赠。从此再无音讯。

  我们终于北上了，这次比来时的人更多，似乎整个列车都是调到空军的干部。那是列车设备较差，缺水、缺风扇，一些老同志说，这比坐闷罐车强多了。当时，凳子底下、行李架上，只要有地方，大家就躺下伸伸腰。我们在火车上足足坐了七天七夜，终于到达了东北的辽西。

  在辽西一处营房住了几天，顶多是九月份，可早晚已同南方冬天一样冷了，我们开始披着棉大衣。那时我的普通话很生硬，有一天我在部队卫生所看病。医生问我怎么了，我说伤风了。他侧着头表示听不懂，我又重说了一遍：“我伤风了！”他竟然说：“你听不懂中国话吗？”这时有人帮我解释，说这就是感冒。事后我才知道，这位医生是个不愿回国的日军战俘，我拿自己的普通话比，真自愧不如。

  又要整装北上了，过两天在长春住了一夜，晚间我在街上买烟和火柴，划火抽烟时没想到整盒火柴都烧着了，尽管扔得快，我还是被烫了手。这才知道，东北的火柴到处可以划着，不一定在火柴盒皮上划着，真乃吃一堑长一智啊！

  我们终于被分配到170师，该师正在筹建为空军师。我们这些待分配的干部转到公主岭，这里的初冬季节，北风如此凛冽，以至我这刚出屋的南方人，初次迎风走路眼睛便不由自主地流出泪水。不到两天脸和手都冻裂了。驻地的大娘非常热情，看到我垫被很薄，入夜后就为我烧坑。可是热坑一点睡不惯，犹如煎鱼，第二晚我即婉言谢绝了。

  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很多兄弟部队入朝参战。我们新组建的空军未能入朝，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我被分配到东北空军第十九供应大队任党委干事。副政委魏超同志是个快五十岁的人，眼睛有点斜视，但对我的帮助是热情而细致的，甚至连收发文这种具体事都一一教给我。在他的帮助下我开始逐步掌握了机关工作。

  一九五一年初，我随魏副政委一起调到鞍山基地场站。住在市区附近昔日日军遗留下的营房，这个营地有近三十座四层高的大楼。除了我军基地人员外，还有苏联红军和朝鲜人民军的空勤人员。他们一律穿着我军制服，但不戴符号。我们同苏军人员相处比朝鲜人员好，他们活泼好玩。而朝鲜同志也许由于国难当头，生活非常严格，表现也极为拘谨。我在场站政治处当组织干事，每天和苏联、朝鲜同志到机场执行任务，我发觉朝鲜同志悄悄向别人要烟抽，我想，他们的生活是比较艰苦的。

  不久又调我到场站干部处当任免干事，当时处长由场站政委兼，干部处的分工为任免、统计、抚恤，各配一名干事。我在上级的具体指导下很快熟悉了业务，及时完成领导布置的各项工作，上级为此特派我去吉林接收三百名新兵，受到嘉奖。

  那时候思想单纯，只知道努力工作，快乐地生活，为此给姐写信时常提到我生活快乐，受到大姐来信责备，说我光顾自己，不顾她受气。

  惟一感到不习惯的是吃高粮米饭。

  调干部处不久，觉得手术后的伤口经常疼痛。经医生检查，认为是旧伤引起，须予以照顾。后来政治处给我办理了残废证，残废等级为二等乙级。据说郭际来函证明我是因战而致残的。那个时候残废军人处处受到优待，看戏看电影，无论何时都能买到好票，坐汽车火车免费，真是没说的。

  东北的馆子别有风味，苏联翻译杨罗斯同志和我到鞍山市中心的小馆子去过几次，喝上几两高梁米酒，几个北方小菜，所费无几。

一次，杨带我到一个俄国家庭去，老两口真能喝酒，连姑娘也能同我匹敌，结果老头醉了，杨和我也醉了。我和魏政委说起这件事，他劝我以后少和杨干这种事情。

南下华北

  一九五一年冬天我又调回第十九供应大队，并随后调回关内。竟有幸住在北京近郊的南苑机场，担负保卫祖国首都的安全。那是一座国民党军队留下的营房，砖瓦结构，和苏联老大哥住在一起。我们隶属华北空军第七师，直接接受苏联空军第一师的教习。那时斯大林还未逝世，苏联的帮助是真诚的，我们相处得仍然融洽。

  在这里我们参加了三反五反运动。

  一九五二年初，我和部分同志被调到天津市西北的杨村基地场站。我在场站干部处当任免干事，在那里认识张继林，后来才知道她认识叶舟的母亲。这里驻地离导航台很近，因为接近跑道，噪音比在鞍山南苑都大。春天里黄沙滚滚，双层的玻璃窗也挡不住尘土的侵袭，桌面上总是一层厚厚的土。华北不吃高粱米而吃小米，黄橙橙的小米饭很合我的口味。

  在杨村工作到六月左右，华北空军司令部又抽调部分干部，到张家口空军军政干部学习或工作。到军校一个多月后，我被分配到干部部任干部助理员。

  干部部的工作颇为忙碌，我方到职，军区干部部就布置组织团以上的干部写自传。政治上技术上都要求很严格。作者必须讲清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书面上连标点符号都要求准确。在部长文允祥的直接领导下，唯一接触具体工作的我，从组织起草到初稿审查、上报送审、训练和组织人员抄写都由我直接经手。遇到有疑点还得与作者进行耐心谈话并提出补充意见。这一点对我这个枪林弹雨滚过来的，连初中没读完的一个连级干部，是需要很大勇气才能完成的。但我终于按质按量地完成了这件艰苦而细致的工作，最后部里一致要为我记功。

  这一时期的精力是旺盛的。我读了大量的文艺作品。每天利用午睡时间进行日光浴，锻炼双杠。参加排球、足球地训练，到北京先农坛参加军区足球赛。还经常步行十多里路去张家口。而大事却一件接着一件，从未误过事。例如我负责干部转业、复员的具体工作，都向校党委提出干部转业名单及其依据，送军区审批，个别谈话，办理离队手续等等，都圆满完成。

  生活在文化古都

  一九五四年八月，北京军区空军干部部把我调到驻在保定的空军第二修建分部重操旧业，做干部助理员。

  保定（当时）是河北首府，也是中国文化古城。当时尚未展开大规模的市建工作，最大的建筑算是省人委的古式大院。市内热闹的街道还很狭窄，我们住在铁路西航空预科总队西侧的营房内。进城要走三四里路。想不到在此住了近四年，结了婚，有了第一个孩子，并且从这里离开了部队。

  市内几家较好的饭馆、公园、莲花池等地都留下我们许多足迹。马家老鸡铺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家饭馆，这里每天大量供应宰杀干净的老母鸡、可口的烧鸡、卤鸡卤蛋等。一角钱一串的鸡肝、鸡肾等下酒菜，价钱极其相宜。自从三年自然灾害发生后，我时常想起这家老鸡铺，什么时候八角钱买个大烧鸡，一元钱可以买一个杀好的近两斤重的老母鸡呢？

  刚到第二修建分部时，才知道这是正在组建的单位，原来叶舟母亲离开了张家口，调到这里来了，当军区司令部的打字员。分部设办公室、政治处、计划处、设备材料处、工程处，该处配备一个工程机械营，驻北京南苑。我们人事科直属部党委，科长是个姓孙的高个子，几年来他几乎没摸过具体工作。

  我负责干部任免的业务。一开始就碰到难题，处理近十名部首长和处长的爱人转业。当时和平时期的生活对她们的影响是颇为深刻的，加之部队住在现代化营房内，温暖而舒适。造成了骄奢习气，对工作百般挑剔或满不在乎，经过几番反复，费了多少口舌，结果都愿意过清闲日子，当家属。

  一九五五年九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国后第一次开始实行军衔制，我被授予大尉军衔，正营级。在授衔前几个月时我和叶舟母亲在市内莲花池对面一家稍大的饭馆举行婚礼。回想那时候办喜事，真是既省钱又省事，而且也颇为热闹。事前定下宴请人数，花了不到四十元钱在饭馆订下酒席，婚期的头一天，把请帖装在信封内，放在收发室。见面时再口头通知一声，于是，到时候便佳朋满座，根本用不着在营房内胡闹，避免了不好的影响。

                （完）

 为了不被忘却的记忆——父亲七十年代的回忆录（叶舟）1-5

 为了不被忘却的记忆——父亲七十年代的回忆录（叶舟）6-10

　　在东纵司令部旧址前，大卫(左一)紧紧握着当年参加营救自己父亲的邓斌老人的手。

　7月26日中午12时许，这是一天中阳光最强烈的时候。

　深圳东部的葵涌街道土洋社区，一处叫做上洞的沙滩上，美国人大卫·克尔望着平静的海面，嘴角泛起了微微的笑意。就是这里!他带着妻子和女儿，终于找到了父亲当年被救起的地方。

　64年前，郭纳尔·克尔，大卫的父亲，就是在这里被东江纵队战士救起。

　　64年前的紧急营救

　　撑开降落伞的一瞬间，克尔中尉绝望了。“天空下面启德机场的跑道上，日本兵像蚂蚁一样地欢叫着，等待着自己的落地。”

　　“我来到中国，主要是来报恩的。因为小时候，爸爸常常跟我们讲起他在东江纵队的故事，让我十分感动。”面对笔者，大卫·克尔的眼里满是真诚，“我带上女儿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让她们记住，这是一段值得珍藏的感情和历史。”

　　大卫曾服务于美国IBM公司，后因该公司全球PC业务被中国联想集团收购，他便成了联想的一名员工，又被公司派来深圳。

　　据介绍，1944年2月21日，大卫的父亲郭纳尔·克尔中尉率领“飞虎队”20架战斗机，为12架轰炸香港启德机场的轰炸机护航。他们在香港上空与拦截的日机激战，克尔的战斗机不幸被击中起火，他准备跳伞逃生。

　　撑开降落伞的一瞬间，克尔中尉绝望了。“天空下面启德机场的跑道上，日本兵像蚂蚁一样地欢叫着，等待着自己的落地。”

　　“就在他快要落地的时候，吹起了一股风，将他吹到我们的阵地上来了。我们的14岁小交通员李石正走在去送信的路上，刚好看到他从伞上跳下来，就将他藏到观音山的一个山洞里，让他别出声。”深圳本土作家张黎明在《记忆的刻度———东纵的抗战岁月》中写道。

　　“克尔被李石藏到山洞后，一直观察着外面的情况。身有任务的李石急忙下山，找到了村里的李兆华，让她照顾克尔。”

　　下午，日本人开始搜山，已经靠近了村子，克尔的处境十分危险。李兆华决定，在太阳快要下山时，将克尔转移到更加隐蔽的吊草岩山坳。她一面让战士去打听情况，一面让游击队员钟炳的母亲做几个糯米糍粑，当作路上的干粮。

　　此时，上千日军正在新界西贡一带搜山，每个村、每个山岗都不放过。观音山附近的几个村庄，驻满了日本兵。

　　李兆华领着克尔走了一程又一程，从日军眼皮底下走到了北围村山坳，克尔相对安全了。周旋近10天后，搜捕的日军尽管还没撤退，但松懈了许多。李兆华和短枪队取得联系，队长派出邓斌和邱胜来到黄竹山村。

　　“李兆华通知了港九大队，这个‘捡’回来的飞行员，最终安全地回到了自己的部队。”邓斌老人，是当年参加营救克尔、如今唯一在世的老战士。

　　“爸爸以前也经常说起这些，他把被中国人民营救的经过画成了漫画。”大卫用手比划着，告诉笔者。

包括克尔中尉在内，从1944年5月至1945年1月，东江纵队总共营救了8名美军飞行员。此外，东江纵队还不时地为反法西斯盟军提供情报。

　　大卫一家是在26日凌晨3时许到达深圳东部街道的。

　　此前，他已经去过香港、桂林。在那里，分别有他父亲藏身的山洞和父亲所在的飞虎队基地。

　　他来到大鹏半岛，是为了寻找父亲当年被东纵战士救起的历史。为此，大卫向葵涌街道办和深圳市东江纵队战士联谊会发出了求助信息。在他们的帮助下，大卫终于找到了当年的老战士邓斌以及李兆华的儿子江山、陈勋的女儿陈小燕等人。

　　通过当年老战士的回忆，根据克尔中尉绘制的地图和记录的日记，再进行实地考察，大卫终于找到了父亲在南澳和葵涌上岸的地点。

　　1942年，鉴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亚太战场的严峻形势，应宋美龄的要求，美国飞行教官陈纳德在罗斯福政府的暗中支持下，以私人机构名义招募美国飞行员与机械师成立飞虎队，它的全称是“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

　　郭纳尔·克尔中尉便是飞虎队中的一员。

　　1943年12月2日，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基础上，东江纵队正式成立。当时，飞虎队正在猛烈轰炸日军在广州、香港等地的军事目标，以配合太平洋作战。一时间，广东、香港空战频繁。在这种情况下，东江纵队开始与美军打配合，陆续营救遇险的美军飞行员。

　　包括克尔中尉在内，从1944年5月至1945年1月，东江纵队总共营救了8名美军飞行员。此外，东江纵队还不时地为反法西斯盟军提供情报。

　　“东江纵队与飞虎队在抗战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两个队伍并肩作战，就像兄弟一样。”在葵涌街道，大卫激情洋溢地说道。

　　“感谢所有的中国人民”

　　“我这次到中国来，主要目的就是向中国人民致谢，感谢东江纵队战士救了我的父亲，感谢所有的中国人民。”

　　“营救克尔，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李石、李兆华、陈勋、邱葵还有我们的手枪队、黄冠芳、刘黑仔等，从香港到坪山，还不知道有多少人。真的，我无法说清楚，我只是其中非常普通的一员。”

　　“不过，说真的，我没想到64年后克尔先生的后代———大卫先生和他的妻子儿女，不但记得自己父亲的故事，还千方百计寻访我们。”

　　这是邓斌老人为见大卫一家特意起草的发言辞，87岁的他已经无法顺畅读出这些话，只好由孙女邓琬琳代替。

　　当主持人向大卫介绍邓斌是如今唯一见过克尔的人时，大卫迅速地站起身，快步走向老人，早已伸出的一双手紧紧握着老人瘦小的右手，“谢谢你，谢谢在场的所有人。”

　　握手持续了两三分钟。

　　与老人合影后，大卫转身拿起从家里带来的礼物，双手捧给邓斌老人，一再地说“谢谢你”。除了邓斌老人，大卫还一一向东纵老战士的后人表达谢意，相互交换礼物。

　　在东江纵队司令部旧址，大卫若有所思地听东纵后人讲述当年的故事，且不时地给女儿解释一些旧址文物的历史根源。大卫告诉笔者:“我这次到中国来，主要目的就是向中国人民致谢，感谢东江纵队战士救了我的父亲，感谢所有的中国人民”。

　　与众人合影后，大卫避开记者，径直走向树影下的邓斌一家。交谈的瞬间，大卫夫妇、邓斌夫妇四双手紧紧握在了一起。他们的笑容被定格在古老的龙眼树下，同时被记录下的还有一段历经64年风霜考验的情谊。

千里尋找父親抗戰故地

當年援華抗日美軍飛行員科爾之子大衛率全家四口赴港

香港東江縱隊歷史研究會及深穗東縱後代30人同行一天

在香港抗日戰爭的三年零八個月當中，由東江縱隊港九大隊拯救被日軍擊落戰機的美國空軍飛行員科爾之故事已流傳幾拾年了。這位美國抗戰飛行員的後人大衛終於在輾轉多年之後，找到了東縱的相關人員及東縱後代組織。使塵封多年的一段中美抗戰友誼之故事重現人們眼前。

2008年7月21日，晴朗炎熱、晧日當空。當年援華抗日美國空軍飛行員科爾之子大衛率全家四口(本人、妻子及兩個女兒)赴港，在香港東江縱隊歷史研究會組織安排之下，攀山越野，到達當年科爾墜機現場及匿藏山頭。

東縱後代、現身為香港新界牛皮沙村村長的廖國球先生，根據其父親及當年參與拯救行動仍然在生的東縱老戰士李石(同村人、現年事已高、不良於行，居護老院)等人講述的情形，找尋到位於香港新界觀音山、吊草岩之間的一片山林，這就是當年故事發生的地點。

站在觀音山崇山密林的小路上，大衛一家四口與東縱老戰士及其後代，眾人百感交集、感慨良多。想不到經歷幾拾年之後，中美兩代後人相聚香江，踏足當年故土、緬懷抗戰先人、重溫戰鬥友誼。

倚林遠眺、低頭沉思。戰事已過去、情誼永不斷。抺去時光地域的舊痕、再燃美好明天的憧憬。

登山的疲勞，一身的汗水，不影響全體人員的熱情。在山上、林中、村內，全體錄下合照，各人留下倩影。熙熙攘攘，熱熱閙閙，開心舒懷，一路盡興，不在話下。

下山之後，全隊人馬在沙田馬料水碼頭乘船，沿著當年東縱戰士避開日軍重重搜捕設置的障碍、護送科爾轉赴東縱寶安基地的水上線路航行。

一船人乘風破浪，遙想當年的壯舉，更珍視現時的友情。

大衛率全家在船頭久久駐足，遙望大海彼岸的村落，辨認及牢記其父親登岸之處。並頻頻拍照，永恒留念。大家互相交談、共同回顧，心潮澎湃、興致高漲！

全天活動在沙田大會堂的宴席中結束。誰知還有一個意想不到的“小插曲”──當天剛好是大衛的小女兒的生日！於是宴席上的壽桃被一掃而空！真是開心！

翌日一早，由深圳東縱後代容志平等一行六人陪大衛四口“馬不停蹄”，驅車前往桂林，去探訪當年美軍援華抗日的空軍基地——又是一處讓大衛及東縱後人魂牽夢迴的地方。

這次活動，使大家渡過了非常愉快、非常有意義的一天！

參加這次活動的東縱老戰士及東縱後代同仁有：蔡松英(女、東縱老戰士)、黃作材(東縱老戰士、東縱領導人黃作梅之弟)、羅叔清、周奕、尹素明(女)、羅鈞、吳軍捷、尹小平(女)、廖國球、何雪夫、羅展明、張念斯(女)、黃文莊(女)、丘秀英(女)。還有來自廣州、深圳的同仁：李小玲(女)、李小紅(女)、葉影(女)、陳小燕(女)、錢彥玲(女)、容志平、陳授勛、陳建勛、陳樹勛等人。

新華社香港分社記者二人專程採訪。

這次活動還有後續內容，大家相約7月26日在深圳南澳重見！

撰文：羅鈞

当年的營救大衛父親的东纵战士邓斌。现今已经87岁高龄

緊緊的握手

这是当年飞虎队员们绑在身上的东西，如果一旦出现危险，可以让中国人明白。

这是当年飞虎队的标志，大卫把他送给了父亲的救命恩人

                                                                           握手

                                           在父親轉移深圳上岸的沙灘上  感觸萬千

在曾生夫婦照片前留念

                                                                  司令部前的留影

 

东纵港九大队副大队长兼沙头角中队长罗汝澄。 　　克尔的后代看望李石老人。 　　东纵老战士重聚。 　　曾发和妻子李灵参加东纵时的结婚照。 　　当年东纵《前进报》刊登关于营救克尔的新闻，漫画是克尔自己所画邮寄过来的。 　　当年克尔为东纵小战士拍摄的照片。克尔一直想要寻找这位不知名字的小战士（大卫·克尔提供）。    大卫·克尔总算圆了父亲的心愿。他的父亲老克尔是当年美国飞虎队的一名飞行员，１９４４年他在香港执行任务时飞机被日军击落，得到东江纵队战士的营救才得以摆脱日军的搜捕。老克尔直至其生命最后一刻还惦念着贫穷而又慷慨、勇敢的东纵战士们的救命之恩。在时隔６４年后，７月２６日，大卫·克尔携着家眷来到深圳，踏上寻访恩人的感恩之旅。   “Ｐｉｎｇｓｈａｎ”在哪里？   大卫来到深圳也是因缘巧合。他曾服务于美国ＩＢＭ公司，因该公司全球ＰＣ业务被中国联想集团收购，大卫便成了联想的一名员工。巧合的是，大卫被公司派到中国派到深圳，而当年营救他父亲的东江纵队司令部也在这里。   对于父亲在飞虎队服役的日子，大卫只有从父亲的描述和日记里寻找丝丝线索。一来到深圳，大卫就不停地打听和收集东江纵队的一些信息。他记得父亲被授予“空中英雄”荣誉的地方是“Ｐｉｎｇｓｈａｎ”（坪山），所以，他一有时间就借此线索寻找东纵老战士的下落。   东纵老战士的后人戴泽民先生告诉记者，大卫曾经举着牌子写着“Ｐｉｎｇｓｈａｎ”走街串巷寻觅，逢人便问坪山的下落。最终于今年５月，在热心人的指引下找到了坪山，也找到了东纵纪念馆，寻访到了老克尔念念难忘的救命恩人的消息。而此时，大卫也通过历史资料和在东纵后人的讲述中，得知其父亲当年与东纵战士结下深厚情谊的过程。   当年小东纵“捡”了老克尔   国家一级作家张黎明也是东纵老战士的后代。她经过对东纵老战士多年的追访，以及对史料多方考证后，曾以纪实文学方式再现东纵历史，写下《记忆的刻度》一书。东纵战士当年如何营救老克尔的过程，在书中也有记录。昨日，记者采访了张黎明。   １９４４年初，为配合太平洋作战，美国著名的第１４航空队飞虎队经常轰炸日军在广州、 香港等地的军事目标。飞虎队队员人手一本自救手册，都被告知广东有一支共产党的游击队东江纵队。当年２月２１日，飞虎队２０架战斗机由美军敦纳尔·克尔中尉率领，为１２架轰炸香港启德机场的轰炸机护航。克尔中尉在香港上空与拦截的日机激战，他的战斗机被击中起火，只得跳伞逃生。但启德机场的跑道上聚满了日本兵，等着他落地。一阵南风，降落伞被吹到机场北面的新界观音山。落地后，克尔撒腿狂奔：去找游击队！   而当时，东江纵队港九大队１４岁的交通员李石也在观音山。他知道克尔是盟军，连忙比手画脚指示他：“快，跟我走！”   克尔跟着李石跑，最后躲进了观音山的一个山洞里。李石下山后，找到李兆华，说他“捡”了一名盟军，将营救克尔的接力棒交给了她。   小女子带克尔躲过日军狼狗   日军出动了上千人在新界西贡一带搜山。是夜，在黑夜的掩护下，李兆华和村里的邱葵领着克尔在密林中穿梭。这些中国人对克尔来说都是陌生人，但他知道，跟着这一个又一个陌生的中国人，他可以脱险。大胆的李兆华将克尔带到日军刚搜查过的北围村山坳，这里可是日军眼皮底下的地方。李兆华认为，最危险的地方，也就是最安全的。   这一夜，日本人搜捕克尔那嚣张的枪声未停过片刻。第二天，日军出动了狼狗，在山上进行地毯式搜索。无法与李兆华等人进行语言沟通的克尔急得掏出随身带的本子，指着本子上的中文给她看：游击队在哪里？游击队离这里有多远？李兆华连打手势让克尔耐心等待。   李兆华不知如何告诉克尔：她已经去找过游击队，不过扑空了。日军由于搜捕不到克尔，发狠派兵进村，要扫荡游击队。不过，此时营救克尔的情报也已经送到港九大队大队部。大队部也已定下“调虎离山”之计：全线出击市区，把日军兵力拉回九龙、营救克尔。游击队已经倾巢而出，李兆华所以扑空。   日军没有放弃搜捕克尔的行动，每天将九龙新界各村的老百姓集中训话，威吓若有人知情不报，格杀勿论，但就是不见克尔的踪影。飞行员明明是掉了下来，怎么又长翅膀飞了？日军想不明白。   走“野兽路”到达港九大队   周旋了近１０天，搜捕的日军尽管不走，可松懈许多，李兆华趁机和游击队取得联系，将营救克尔的接力棒交给了港九大队沙田短枪队。邓斌和邱胜接到任务，将克尔接到短枪队队部石垄仔。   接到克尔第三天夜里，游击队员将克尔带出了山林。山林方圆几十里大小几十个小村子都是日本兵，克尔一路没有碰到日军令他心生困惑。克尔哪里知道，游击队员带他走的密林小路，只有野兽和游击队员知道怎么走。在密林中不断穿梭，游击队员将克尔送到乌龟沙，渔民黄炳和李锦亮的小木船早已在等着他。随后，克尔被送往深涌，营救克尔的接力棒交到了港九大队大队部。   芝麻饼和糖成珍贵礼物   港九大队在策划一系列破坏活动将日军兵力从农村拉回市区过程中，克尔隐蔽在障上村附近山上的废弃炭窑。翻译谭天和他同吃同住了２０多天。通过谭天，克尔对东江纵队、港九大队了解更多，小孩、瘦小身型的女士、参与营救他的男女老少……竟然都属于这个“奇怪”番号的部队？   这一天，克尔和谭天正聊着天，陈勋猫着腰走进窑洞。又是一个小孩！克尔歪着头好奇地看着他。陈勋咧嘴笑了笑，从兜里掏出几粒糖，还有两块小芝麻饼——这是他用每月５角钱的津贴买的，他知道克尔爱吃糖。拿着这些糖和饼，克尔说：“我舍不得吃下去，我将原封不动地把它们带回去给我的同事和亲友们看一看。”   多亏了游击队的活动：打九龙半岛，打牛房岗哨，后打飞机场……日军按捺不住了，终于将兵力转移回市区。克尔也被安全送到东纵司令部。归队后，他给东江纵队写了一封信：中国的抗战已赢得全世界的景仰，而我们美国人也以能与你们如兄弟般一同作战而自豪，在战争与和平的时候，我们永远是你们的朋友。一年后，克尔从美国寄来了杂志，那上面有克尔自绘的５幅漫画，记录了他被东纵营救的经过。   “我要和你们做永远的朋友”   张黎明曾于２００５年采访过当年参与营救克尔的邓斌。张黎明说，老人家说起当年的事情，竟是一阵呵呵笑：飞行员是交通员李石和李兆华“捡”到的。捡到飞行员在老人家说来像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因为东纵战士们捡过不少飞行员。   据了解，东江纵队营救过多名遇险美军飞行员，包括１９４４年５月２６日被日军击落的Ｂ２５轰炸机上的５名飞行员和１９４５年１月１６日被击落的两架战斗机飞行员。“１９４４年５月２６日早上，飞虎队空军中尉指挥员兼轰炸手威廉·列夫柯等５人的轰炸机被日舰击伤，在虎头门以东巽寮东南方海面坠落……这天吴海率领海上中队在虎头门海面捞上５名飞行员，飞行员以为遇到伪海军，高举双手。一听说是游击队，他们在胸前划十字，如此茫茫大海，太幸运了。”张黎明的《记忆的刻度》一书中如此写道。   东纵战士们觉得营救飞行员没什么特别，但在飞行员的心中，这份情谊却深深铭刻在心中。后来，克尔接受东纵《前进报》记者采访时说：“为了抢救我，你们一定动员了许多我所看不见的力量，我要和你们做永远的朋友，永远永远。”   父辈情谊   永远延续   克尔与东纵战士结下深厚友谊的时间虽已过去６４年，但大卫却从未忘记父亲交代他要向中国朋友说的话：“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来救我，他们很贫穷却拿出所有的东西和我分享，这种情景让我感到非常骄傲和谦卑。”大卫还向东江纵队纪念馆送上礼物：克尔给东江纵队战士拍摄的部分珍贵照片，“空中英雄”荣誉影印件等。其中，有一名当年的东纵小战士，克尔一直希望能够寻找到他，但时隔６４年，克尔不知道当年那名小孩叫什么名字。他吩咐大卫，要找到这位中国朋友。   大卫在寻访到东纵老战士们的消息后，于５月逐一拜访过老战士们。如今，他又带着家眷前来深圳，看望这些父辈的朋友们。秉承父辈们的情谊，大卫说，他希望飞虎队和东江纵队的后代们也能够像父辈们那样，无论战争还是和平，都是永远的朋友。

飞虎队后代感恩还愿大鹏湾

大卫·克尔向东江纵队老战士邓斌赠送美国国旗别针和美国飞虎队徽章。８７岁的邓斌当年参与救助克尔中尉。 　　大卫·克尔（左）和家人在东江纵队司令部旧址与曾生司令员的照片合影。 　　大卫·克尔寻访父亲当年获救上岸的原址路径。 　　大卫·克尔家人与东江纵队老战士在东江纵队司令部旧址。   ６４年前，参加中国抗日战争的美军飞虎队员敦纳尔·克尔中尉，在香港执行轰炸任务时被敌炮火击中跳伞逃生。在日军围捕的危急关头，东江纵队及时抢救和掩护，并安全护送他到南澳和葵涌抗日根据地。昨天，敦纳尔·克尔中尉的儿子大卫·克尔先生一家来到大鹏半岛，寻访抢救过他父亲的东纵老战士。   本报记者 艾青／文 程海昆／图   昨天，龙岗区政府葵涌街道办事处和深圳市东江纵队老战士联谊会联合举办“增进中美人民友谊，传承东江纵队历史”的主题活动，热烈欢迎特殊的客人——当年参加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美国“飞虎队”飞行员敦纳尔·克尔中尉的儿子大卫·克尔先生一家。   与会者共同怀念历史。大卫先生感谢中国人民和东江纵队营救他的父亲，东纵老战士以及后代高度评价敦纳尔·克尔中尉帮助了中国的反法西斯斗争。他们还互相赠送纪念品，参观了土洋东纵司令部旧址，敦纳尔·克尔中尉当年上岸的地点及在葵涌的住地等。   战机中弹跳伞逃生   １９４４年２月１１日，中美联合空军飞行员指挥兼教官敦纳尔·克尔中尉，率领“飞虎队”２０架战斗机，为１２架轰炸香港启德机场的轰炸机护航，并在香港上空与拦截的日机激战。敦纳尔·克尔的战斗机被击中起火。当降落伞撑开后，他第一眼就看到启德机场的跑道上，蝗虫般密集的日本兵正狂奔、嘶叫着，等候自己落地。   幸亏一阵南风，伞被吹到机场北面的新界观音山，落地的敦纳尔·克尔撒腿狂奔，往哪里逃？他不知道。只见片刻之间，山头已布满密密麻麻的日军。   树丛获救葵涌脱险   那天，送信路过的东江纵队港九大队１４岁的交通员李石正好在观音山，看到了天空的激战，也第一眼看到了躲在树丛里的敦纳尔·克尔中尉。高鼻子、黄头发……李石明白了，是刚才跳伞的盟军！他比手画脚：跟我走。克尔跟着这个中国小男孩来到观音山芙蓉别村，躲在村子附近的一个山洞里。李石下山，找到村里的东纵女战士李兆华，俩人冒着生命危险通知了港九大队，并将克尔转移到了黄竹山村。   港九大队随后派出了邓斌等两位同志，几经周折终于将敦纳尔·克尔中尉转移到了葵涌抗日根据地。   归队后，敦纳尔·克尔中尉给东江纵队写了一封信：中国的抗战已赢得全世界的景仰，而我们美国人也以能与你们如兄弟般一同作战而自豪，在战争与和平的时候，我们永远是你们的朋友。克尔中尉被东纵拯救的过程，后来被飞虎队用作教材，影响很大。“飞虎队”队员的自救手册上写道：广东有一支共产党的游击队——东江纵队。一年后，敦纳尔·克尔从美国寄来了杂志，那上面有他自绘的５幅漫画，记录了他被东纵抢救的经过。   终于找到上岸地点   大卫·克尔先生从香港开始，找到了父亲藏身的山洞。在葵涌街道办和东纵老战士以及后代的帮助下，通过当年老战士的回忆，当年敦纳尔·克尔先生绘制的地图和日记，以及实地考察，大卫·克尔先生的一家终于找到当年敦纳尔·克尔中尉在南澳和葵涌上岸的地点。   昨天，在葵涌街道土洋社区的上洞沙滩，大卫·克尔拥着妻子，拉着两个女儿的手，一家人紧紧拥抱在一起。上洞沙滩正是当年他的父亲从香港转移到葵涌抗日根据地的上岸地点。６４年前就在这片沙滩上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亲自将他父亲接到土洋村东纵司令部，彻底摆脱了日军追捕。   深情感恩非常遗憾   “我非常遗憾，我的父亲不能到这里亲自感谢营救过他的中国朋友。”昨天，在葵涌街道７楼会议室，大卫向坐在他周围的４０多名东纵老战士及部分东纵老战士后人表达了父亲的遗憾和歉意。敦纳尔·克尔已于１９７７年去世，母亲两年前身故。敦纳尔·克尔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再次来中国，当面感谢当年营救他的那些东纵战士。但遗憾的是始终没有机会。   他希望儿子替他还愿。大卫回忆说，父亲生前经常告诉他，中国是个伟大、友好的国家，并以自己在中国的经历，教育他如何在最困难的时候帮助别人。到中国联想集团就职，并直接来到东江纵队司令部所在地的深圳市工作让大卫完成父亲的遗愿有了机会。两个月前他去过东江纵队纪念馆，并捐赠了坪山人民送给其父的一面绣有“空中英雄”的丝绸制品小三角旗，还有数张珍贵老照片。   大卫反复强调这次带着全家来到葵涌，就是来感谢抢救过他父亲的东江纵队战士。葵涌是他父亲脱险和疗伤的地方也是见证中美人民友谊的地方。当他得知坐在他身边的邓斌老人是当年抢救他父亲的唯一幸存者时立即站起身向老人深深鞠躬紧紧拉着老人的手不愿松开。他还向老人赠送了两枚当年飞虎队的徽章和一面美国国旗。   东纵老兵真情感动   今年８７岁的东江纵队老战士邓斌，在老伴和孙女的搀扶下与大卫一家人团聚。老人说，６４年前，我们从日本人的魔掌中抢救了敦纳尔·克尔中尉，事后，敦纳尔·克尔先生接受东纵《前进报》采访时说：为了抢救我，你们一定动员了许多我所看不见的力量，我要和你们做永远的朋友。老克尔先生说得一点也不错，抢救克尔中尉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我只是非常普通的一员。   老人动情地说，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营救过的敦纳尔·克尔中尉。但我没想到６４年后，老克尔先生的后代和他的妻子女儿，还记得自己父亲的故事，千方百计寻访当年的我们。为什么要寻找和纪念过去的一切？我８７岁了，当年活着的人已经不多了，我和我的老战友，不论是活着的还是逝去的，都最想说一句话：我们爱和平！我想，已经不在人世的老克尔先生，还有这位年轻的克尔先生一家，他们也和我们一样爱和平！这应该就是克尔先生寻访我们的原因吧。   老人的话刚说完，大卫·克尔立即起身向老人走去，两双不同肤色与年龄的手又一次紧紧握在了一起。   东纵营救8条“虎”命   从１９４４年２月至１９４５年１月，东江纵队总共营救了８位美军飞行员。   １９８４年４月，里根总统在上海复旦大学演讲时特别对营救飞行员一事表示崇高敬意。   ２００６年７月１９日，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向美国国防大学赠送了一组档案仿真件，内有克尔中尉描绘被中国人民营救的过程漫画，以及他写给东江纵队的感谢信等。

      近日，大卫带来了两张他父亲美国飞行员老克尔中尉拍摄的珍贵东纵老照片。

       大家能够辨认出照片中有谁吗？

        许明第一次来到翁源，是在1938年的10月份。那一年她17岁，正在广州读高中。由于日寇在大亚湾登陆，学校停课，她不愿随家人到香港避难，决定参加抗战工作，是九姐许志侠带她参加了第四战区民运工作团。由于情况紧急，报到当晚就随团出发。登上火车的时候她很兴奋，以为是上前线。谁知半夜车到花县军田站时，回头见广州大火冲天，第二天早晨便宣告广州失陷了。当时，车上一群青年唱起了《在松花江上》。凄婉的歌声，使人潸然泪下。

那时许明并不知道，她的这一去，从此便与翁源结下了不解之缘。

民族救亡运动工作团撤退到翁源后，随即编成几个分队。不过不是去打仗，而是步行到五华、兴宁、梅县和揭阳等地宣传发动群众，准备迎击敌人。毕竟，仅凭一群知识分子是救不了民族危亡的。许明编在梅县队，因为是新兵，年纪又最小，哥哥姐姐们都很关照她，让她组织儿童歌咏队和编写墙报，事后还要像完成的作业一样接受检查，结果是有表扬也有批评。在那段时间里，她读了《论青年修养问题》、《论持久战》等革命书籍。

1939年的3月份，许明又回到了翁源。这次到翁源她依然是为打仗而来。

原第四战区司令官余汉谋，因为抗战不力，于这年初春丢失广州，被降职任第十二集团军司令官。在这种压力下，为巩固其在广东的实力地位，决定改进军队建设。开办了军官训练团，建立起政治工作队。当时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和广东形势，一方面积极开展敌后武装斗争，打击侵略者，同时大力帮助友军进步，以增强抗日力量。因此，对余汉谋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决策，大力支持，决定派200多位不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和400多名以党的外围组织——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为骨干的战时工作队员，投考十二集团军政工队。许明抱着到前线去，打回广州的愿望，也投考了政工队。3月份，在翁源香泉水集中训练。

香泉水有一条几丈宽的小河，政工队的营房就座落在两岸。这里绿树婆娑，河水清澈，许明常和队友们在河里游水，洗衣服。然后坐在树荫下看书，讨论问题。星期天，还有生活书店的人来卖书。那时的饷钱很少，每周只发1元。买书的时候许明就同好友约好，你买《论新阶段》，我买《世界知识》，她买《大众哲学》，以便互相交换着看。由于我党在十二集团军政治部的积极活动，推荐一批靠近党的进步人士担任政治教官，其中有教授、学者和留学生，且大都参照我党中央公开发表的言论作教材。《三民主义》按孙中山“联俄容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讲授，军队政治工作以罗瑞卿的《抗日军队政治工作》为教材，国际形势则采用张仲实编写的文稿。这哪像是军营，俨然是莘莘学子的课堂！不过许明到底还是读书人，对知识有一种天生的渴望。离开了学校还有机会听课聆教，而且是耳目全新的理论课程，这让她渡过了一段愉快而又难忘的好时光。

半年后政工总队集训结业，许明便真正投入了紧张的战斗生活。虽说没有发枪，但毕竟距离前线不远了。

从1939年12月至1940年5月，日寇两次大举进攻粤北，最后都不得不带着惨重的伤亡败退回广州。十二集团军在这两次粤北大战中打出了威风，提高了声望。回想1938年10月，日寇在大亚湾登陆，余汉谋的军队不战而退，丢了广州，受到降职处分，老百姓说他“余汉无谋”。论装备，余汉谋的十二集团军没有什么改进。不同的是，在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政工队的努力下，加强了部队的政治工作和广泛动员群众支援部队，官兵关系、军民关系都得到了显著的改进。在指挥部、在卫生队、在侦察兵队、在后勤补给线上，到处都有政工队员们的身影。许多军事人员都称赞说：“政工队不是膏药佬，很能干。”而许明，无论是在一五一师四五三团政工队任生活干事，还是运送弹药、粮食上前方，都以巨大的热情全身心投入。军营里，战火中，一只矫健、灵巧的飞燕。

然而很能干的政工队员们并没有在十二集团军干多久。1941年11月，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坚持反共反人民的立场，把魔爪伸向十二集团军政工总队。将一批特务头子安排任战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秘书等重要岗位，对政工总队部及其下属政工队进行监视，排挤、拘捕，甚至迫害至死许多进步人士。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工队员们都纷纷离队。而许明和九姐许志侠也以回家求学为由，请假离队了。

离队后的许明来到韶关十里亭转水村，在省新生活运动妇女工作委员会文化组当资料员。负责管理图书室、剪报，给《广东妇女》月刊收集资料。1943年，酷爱读书的许明考入国民大学中文系。白天，她在妇委会上班，晚上步行10多里到韶关市区上课，风雨无阻。

1944年夏天，党组织派人来联系留在粤北的党员同志，指出日寇正发动打通粤汉线和湘桂线，粤北有可能沦陷，号召党员带领进步群众参加党领导的武装斗争。

这时，许明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她不等读完大学就毅然参加了东江纵队，被安排在司令部举办的第四期青干班学习形势、任务和政策，时间一个月。在此期间，她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被接收入党。

青干班结业后，许明被分配到《前进报》社编辑室工作。《前进报》，是东江纵队机关报，在全区部队、地方政权，学校和团体发行，也在香港、广州等敌占区内秘密发送有关方面。司令部的电台每天为报社收录新华社电讯，报社派出特派记者到各行政区采访新闻，以及发展培养工农兵通讯员，为报社撰写新闻稿件。报社除印报外，还油印大量供指战员学习的文件、书刊。当时工作和生活条件艰苦，晚上照明最好的时候是用煤油灯，多数用豆油灯。为了赶印书报，油印员在蝇头灯光下刻写蜡纸，通宵达旦。就这样，油印室还曾创造1张蜡纸印出7000多份刊物的好成绩。许明在处理稿件过程中，经常请教老同志，力求做到通俗易懂，适合工农兵要求。在处理完本职工作之后，还常到油印室、铅印室帮助调墨油、踏铅印机。在实践工作中，她认真负责，不怕脏，不脏累，同大家相处得很好。1945年7月1日，许明参党预备期满，经过支部大会审查，批准按期转正，并选她担任编辑部和铅印室的分支部书记。

日本鬼子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是从新华社电讯中得知的。1945年8月10日，当消息传来，报社全体动员，连夜赶印传单，并肩扛担挑送到山下交通站转发出去。刚回到驻地，又收到朱德总司令向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出的命令，于是又立即赶印发出。大家完全忘记了日夜连续奋战的辛劳。

然而这样的兴奋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